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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股票配资探讨了对于修道主义概念的一种全球性解读

日前，比利时根特大学中世纪史资深教授Steven Vanderputten（史蒂文·范德普滕）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做了系列演讲——“全球语境下的欧洲中世纪观念”。本文内容翻译、整理自这一系列演讲的第二场。在这一场讲座中，Steven Vanderputten对“修道主义( Monasticism )”的概念及其叙事进行了回溯，并指出“修道主义不仅仅是关于制度的问题，也并非只起源于某个单一的地区，而是在古代晚期自发地在整个西方世界不断涌现。因此，关于修道主义，应当发展出一种多元起源理论并进行重新思考”。

比利时根特大学中世纪史资深教授Steven Vanderputten（史蒂文·范德普滕）

一、单数的修道主义概念及其单一起源叙事

“修道主义( Monasticism )”作为一个发轫于基督宗教文化语境的重要术语，在西方中世纪社会研究以及其他社会研究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这与基督教在中世纪历史发展中的复杂地位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学者们对于修道主义等中世纪基督宗教问题研究的热衷，并非出于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而是源于中世纪基督教自身的特征：其一，在西方中世纪时期，相较于频繁更迭的国家政权，以中世纪基督教会为代表的宗教团体长期持续存在，具有着一定的历史稳定性，且在中世纪社会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对于剖析宏观的中世纪西方历史发展整体脉络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与参照；其二，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团体与社会各阶层广泛缠结，基督教渗透到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众多领域，进而对其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世俗社会也利用基督教会来实现其所渴望达成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神圣目标，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中世纪西方社会的独特性；其三，相较于中世纪社区的其他社会群体，基督教会人员们遗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为学术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行性。由此可见，基督教是西方中世纪研究领域始终无法回避的核心要素，而修道主义作为该领域被广泛使用的重要术语也值得学界予以充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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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的中世纪历史研究中，由于修道主义在多个国家社会与宗教之中都能找出相似的痕迹，如佛教、伊斯兰教都存在着修道行为，并且中世纪西方所留下的大量历史资料均出自修道院人士之手，因而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量全球中世纪相关的研究著作都对修道主义或修道制度进行了较大篇幅的描写。

当前学界对于修道主义的概念定义众说纷纭，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monasticism”源自教会希腊语“μοναστικός ”(monastikós)，意思是“与独居者有关的”或“隐修的”，是从希腊语“μοναστής ”(monastḗs)（“修道士”“隐士”“独居者”）派生出来的形容词。“μοναστής” (monastḗs)本身源自动词 “μονάζειν ”(monázein)，意为“独居”“离群索居”“过独身生活”。此概念主要用于描述一种完全放弃世俗追求的生活方式，脱离传统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社交范围，全身心地投入灵性活动之中。虽然monasticism从字面意义来看，指代着独自生活，但在西方文化语境之中，它总是用于形容独自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他们结伴脱离世俗社会，以群体生活的形式追求着各自的灵性目标。其主流形态体现为聚居的宗教社群，通常居于修道院等场所，并在修道院领袖的管理下遵循特定教规生活。也存在着少数例外，在不同于前述组织形式的场所中进行修行。

总的来说，修道主义的概念根植于基督教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中，描述了一种发生于公元3、4世纪的早期基督教历史现象，并通常以单数形式出现，主要指代人们脱离世俗社会去追求灵性目标，献身于上帝，并在修道院等场所中进行群体生活。此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不难发现在英语和法语学界的出版著作中，这种对于修道主义的定义转移到了对其他文明的研究领域之中，如佛教修道主义（Buddhist monasticism）。

西方学界对于中世纪修道主义进行了广泛探讨，并产出了众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受欢迎的经典著作便是由C. H.劳伦斯撰写的《中世纪隐修制度：欧洲中世纪宗教生活形式》(Medieval Monasticism: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i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该书将修道主义定义为一种贯穿中世纪的现象。其次，在该领域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的代表性学者是来自德国的格特·梅尔维尔，他所撰写的《中世纪隐修制度的世界》(The World of Medieval Monasticism)一书，探讨了对于修道主义概念的一种全球性解读，但其实质上仍然是一种仅聚焦于西方的局部分析。

此外，《牛津基督教隐修制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ristian Monasticism)一书也仍然将修道主义定义为单一现象，聚焦于修道院实体和修道制度，探究在修道院等机构内生活的独居修士们的具体组织形式。前述著作中将修道主义视为单一现象的认知，其实质上植根于某种被建构出来的单一起源神话理论——宣称修道主义在某个特定时间起源于世界上的某个特定地点，并由某一位特定的人所创立。

玛丽莲·邓恩在其著作《隐修制度的形成：从沙漠教父到中世纪早期》（The Emergence of Monasticism: From the Desert Fathers to the Early Middle Ages）中探讨了修道主义的诞生，提出修道主义起源于公元3世纪左右的西奈沙漠（它被称为是埃及与近东地区之间的分界线）。在该时期里，部分基督徒为逃离世俗、献身上帝而遁入荒漠，其独修行为逐渐吸引人们追随加入，聚集形成了小型社区。最初，他们仅仅聚居在一起生活，仅仅就如何进行共同生活达成了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修行群体规模和数量的逐渐扩大，制度层面的组织化要求开始出现，如餐食烹饪、房屋修缮等日常生活职责分工，圣经等宗教文献管理、奖励惩戒实施等宗教角色分工，进而最终催生出共同认可的修道规则与制度。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修道场所便是位于西奈沙漠中的西奈修道院。它也常被称为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修道院。虽然这可能并非事实，但西奈修道院确实可能是世界上目前仍在运作的修道院中最为古老的一座，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初。并且，西奈修道院从最初人们自发地在此进行隐居修行，转变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修道场所，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此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便是帕克米乌斯（Pachomius），他制定了首部成文的修道院规章，而其在拜占庭图画中手持经卷的人物造型便象征着修道制度权威的确立。

修道主义作为单一制度现象的起源，几乎与修道主义本身的诞生相吻合。从修道主义的传播路径来看，学者们通常认为修道主义从埃及的西奈沙漠起源，逐渐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扩散开来，最北延伸至爱尔兰和英格兰地区，进而传播到整个基督教世界。由此可见，学界仍然将修道主义传播路径其视为一种单一起源的制度传播，并且认为其传播具有着同质性，即使传播范围极其广泛，但这些修道院基本上都有着大致相同的历史和相似的基本理念。

西方世界后来所建立的修道院虽然并不是对最初沙漠修道院的完全照搬，但仍然不难发现其中的众多相似之处：其一，在建筑规划上，中世纪修道院的建筑规划布局仍然采用最初的环绕式，即教堂、宿舍、缮写室环绕中庭而建立；其二，修道规则亦存在相似之处，虽然中世纪不同地区会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但大体上的修道形式仍然是从最初的沙漠修道行为中复制而来，即由某位修士主导，教授并带领其他修士进行修行；其三，主张以制度化形式来组织修道生活，中世纪的西方修道院也以非常严格的书面形式对这一主张进行了复制。

在中世纪西方的不同地区，帕克米乌斯（Pachomius）在沙漠修道院带领修士进行制度化修行的例子反复发生，反映着这种行为逐渐成为一种中世纪社会的普遍现象。代表性人物包括来自法国图尔的圣马丁（St. Martin of Tour）、来自法国阿尔勒的圣凯撒利乌斯（St. Caesarius of Arles）、圣高隆邦（St. Columbanus）等。其中，阿尔勒的圣凯撒利乌斯（St. Caesarius of Arles）是首位为女性群体制定专属修道规则的人。在图画中，他手持镶有金色铭文的经卷，并将其授予修女，女性修士双手覆于织布之下承接文本，并将其作为新的修道规则；圣高隆邦（St. Columbanus）则是一位爱尔兰传教士，在法国和意大利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至今在修道院体系中都仍然备受尊崇。此外，更加富有盛名的是来自努西亚的圣本笃（St. Benedict of Nursia），被视为本笃会运动的创始人，推行了圣本笃会规。

在整个中世纪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众多新的修道运动与修会不断涌现，如本笃会、西多会（Cistercians）、加尔多西会（Carthusians）、托钵修会（Mendicant）等。虽然前述修会或修道运动略有不同，但实质上都是同一棵树上的不同分支，根植于埃及的沙漠修道院，共同组成了中世纪西方修道主义的体系化图谱。西方绘画作品形象地描绘了该种特征，如图所示，绘画者将中世纪的修道主义体系通过树的象征性意象呈现出来，树木底部是修道规则的创始者，树上不同分支所站立的人代表着多样化的修道形式，但它们都发源于同一根基，并逐渐向四周扩散。

二、从单数到复数：修道主义的概念修正

在受邀出版《中世纪修道主义》（Medieval Monasticisms：Form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Monastic Life in the Latin West）一书的准备过程中，我对于修道主义概念进行了深度思考与重新审视。我认为，西方的修道主义并非仅仅局限于男性或女性修士所居住的修道场，而是逐渐成了一种具有多样化形式的社会现象。虽然不可否认，修道主义指代人们出于宗教原因而脱离世俗进行修行，但是其脱离世俗社会进行修行的方式或形式并非单一的，而是存在着不同的多元修道方式或形式。由此可见，应当对修道主义的单数概念进行重新审视。我认为，修道主义不仅仅是关于制度的问题，也并非只起源于某个单一的地区，而是在古代晚期自发地在整个西方世界不断涌现。因此，关于修道主义，应当发展出一种多元起源理论进行重新思考，而不再是传统的单一起源理论。

从全球中世纪研究的视角来看，独自修行生活的相似现象在西方的不同地区独立出现，人们自发地追求某些目标，并思考如何满足这些需求。例如，在埃及的沙漠修道院，人们奉行着修道主义；在当时西半球的最大城市罗马，也依然有着人们在市中心过着修道生活，但是二者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理论，区别于传统的单数概念，具有多元含义的复杂概念理论出现了，包含多元起源理论（multi-origins theory）、多重语境理论（multi-context theory）、多元功能理论（multi-function theory）——修道主义在基督教世界的不同地区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并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纵观整个中世纪西方社会的修道主义，不难发现该时期内存在着众多不同的修道形式：其一，独居隐修，主要体现为人们脱离世俗社会，独自前往森林、山脉或海岛上进行修行和生活，但这种修道形式并非一种可持续的形式，会随着修士的去世而消失不见。其二，家庭修道主义（Household Monasticism），主要体现为人们会在某个人生阶段决定放弃世俗活动，与世俗的过去决裂，但却依然留在世俗环境之中进行修行。例如，在古代晚期，部分丧偶的富有女性，她们继承了逝去丈夫的所有财产后，决定不再婚嫁、不再与任何人发生性行为，而是继续留在家中，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祈祷。相似的记载在当时的文献中并不罕见，只是具有着较强的隐藏性，难以被轻易发现。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世纪时期，甚至出现了家庭修道院（Family Monasteries），整个家族都决定进行修道生活，通常是一对夫妇带着他们的未成年的孩子与其他亲戚，共同走上修行道路。其三，中世纪时期也存在着这样一类女性群体，她们服务于基督教名人、英雄、国王等人的坟墓，负责在遗体下葬时清理遗体，日常清扫坟墓和接待访客等，并且她们也承诺将完全远离性生活，以此进行修道生活。

其四，农民修道院，最近考古发掘出了一座公元7世纪左右的爱尔兰修道院，其建筑布局与传统的中世纪西方修道院较为不同，教堂位于整座建筑的中央，四周环绕着小屋，而这座修道院修士的身份多为农民，他们通常白天出去耕种，晚上回来参加弥撒，并前往修道院四周的小屋中休憩，这类群体虽仍旧远离尘嚣，但与传统的西方修道形式却大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农民修道形式与某些佛教僧侣生活有着极为相似之处。

其五，家庭修道主义形式也存在着变异，中世纪留下的一幅图对此进行了描绘，图画中的女性在家中进行着修道生活，并强迫她的所有仆人也必须保持贞洁，禁止进行性生活，并要求仆人们在特定时间禁食和参加祈祷。其六，在中世纪早期，西班牙北部也存在着一种极为奇特的修道形式，该地区部分村庄的居民们带着整个家庭（包括年幼的孩童）投入修道主义之中，但该群体其实仍然共同住在原来的居所之中，继续着过去的生活，如耕种、放牧等行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部分源于宗教因素，但更多是因为其所在地区的土地贫瘠、经济衰败，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组织大家进行集体劳动，并把所有财产都集中统筹分配，以此确保本集体中的成员不会陷入饥饿的窘境。在部分学者看来，这种类似于集体组织的行为（即人们选择放弃个人财产，以保证同一村庄内的居民之间不再存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不平等，每个人都会得到平等照顾）并不符合宗教信仰的信条，但从某种方面来讲，学者们可以将这种现象与其他并不包含宗教因素的文明社会进行比较，因为他们各自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中世纪时期的修道主义形式不胜枚举，其反映着修道主义的概念也应当是复数形式。这种复数的修道主义可以指代过去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事实，也可以是一种形象性隐喻，用来描述脱离俗世的想法和行为，从而能够为学者展开修道主义的比较研究提供可行性。

若对修道主义进行重新审视和深入分析，不难发现中世纪的修道规则、修会运动和修道秩序的兴起，都不是单一发展的结果。在中世纪时期，人们可以独自居住在家中进行修道，他们被称为家庭修士；人们可以在某个村庄进行生活和修道，在共享集体所有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其他行为……由此可见，中世纪西方存在的部分修道主义形式，并非都发源于埃及沙漠的修道主义。此外，中世纪也存在着一些并未形成机构化组织形式的修道主义，这些群体虽然在进行着集体性的修道生活，但却未能遗留下丰富的文献记载，被掩埋于历史长河之中。因此，修道主义并非只是一种机构化组织形式的现象，也并非一定能够被后世学者所清晰地察觉和认识。

然而，在传统观点看来，这种现象从公元7世纪后便逐渐发生着转变——中世纪西方修道院大多开始遵循圣本笃会规，该种修道规则在基督教世界中被广泛传播，并被大多数修道院奉为修道生活准则。从理论上讲，若阅读完整本圣本笃会规，那么便会对中世纪修道院的组织形式拥有深刻理解。学界过去也曾对其进行深入解读，并将其奉为解读中世纪修道院组织形式的核心文本，但若详细查阅从中世纪早期以来圣本笃会规的抄本以及注释版本，那么便不难发现圣本笃会规往往只是被视为一种指南，激励人们进行组织化的修道生活，却未必在实践中被修士们所严格遵守，例如圣本笃会规的原文禁止修士们食用肉类和鱼类，但很多地区的修士实际上仍然在日常生活中食用肉类；圣本笃会规禁止修士拥有个人财产，但修士拥有私产的现象大有人在……由此可见，即使圣本笃会规被众多修道院所尊崇，但真正的历史实践与最初的理论规范并不会完全一致。

中世纪各个地区的修道规则往往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是会根据各地区的真实情况进行调适，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一，修道形式的实践往往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深刻影响，从而进行自发地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例如，若修道团体存在于沙漠、农业区或挪威北部等严酷环境中，其组织形式会因环境产生适应性变化，圣本笃会规规定修士在冬天可拥有一件内衣和一件外套，但在挪威北部，修士需配备多层衣物。其二，修道团体的创始人、成员及赞助者均能影响其修道行为的组织方式，以修道院为例，6人规模的小型修道团体与300人的大型修道机构，在后勤管理上便需要截然不同的运作模式。其三，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实际状况发生改变，长期存在的修道院也随之发生着变化，例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入同一修道院的群体所代表的阶层存在着差异。上述变化和影响形塑了一个多元化的修道院世界，并使得修道主义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与适应性。这意味着随着社会变迁，修道主义自身也在不断演变。因此，需要谨慎对待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关于修道机构的实物证据，因为这些发现往往只是修道主义漫长演变过程中的某个瞬间切片。书面文献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它们通常仅反映不断变化的现实中的某段历史碎片。值得注意的是，若某个宗教团体或修道群体留下了丰富的原始史料，便能观察到它们如何通过细微调整（偶尔重大变革）来适应社会的历史演进。总的来说，中世纪并不存在始终如一的修道院。

由于中世纪的修道主义具有着较强的流动性，后世对修道主义的评述往往并不可靠，因为他们常常将撰写时代的观念投射至中世纪历史。中世纪西方存在着这样一份以卷轴形式保存下来的文献。在中世纪时期，女性修道团体尤其倾向于使用卷轴记录——虽非其专属，但此类群体大量制作卷轴（原因不明）。然而，由于历史上女性群体所制作文献的重要性常被认为远不如男性群体，仅有少量得以留存至今。例如，保存至今的一份制作于莫伯格修道院（Maubeuge）的卷轴，这份文本约有一千余年的历史，长2.4米，宽30厘米，正反两面都进行了书写。莫伯格修道院（Maubeuge）位于法国与比利时边境的西北欧地区，但由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当下几乎没有此座修道院的相关文献记录。文本的正面包含创始人传记等常规内容以及财产法律文件，记载了女性修士的经济来源；文本背面则是从法律文书、修道规则等内容中拼贴重组而形成的全新文本，尽管文本背面的文字均引自他处，但通过精心筛选与编排，详细阐述了莫伯格修院女性的未来生活图景——女性希望在经济上保持完全独立，而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由于主持弥撒、管理礼拜仪式等宗教职能仍专属于男性群体，该修院的女性修士便采取了一种特殊方式，即雇佣男性为其主持弥撒，但用她们自己的话说：“我们欢迎这些男性，但仅以雇佣形式支付报酬。他们并非我们的领导者”。在该修院的女性修士看来，男性只是宗教事务的外包人员，女性并不服从男性修士的领导。更引人瞩目的是，她们通过解构经典文本的方式构建自身的修道规则。这些女性修士将教会法典、圣本笃会规等权威文献的片段进行拼贴重组，尽管每个原始片段的本意与她们的诉求截然不同。通过前述手法编织出独特的制度规则，以此诠释了该修道院女性修士的自我认同。此外，通过深入剖析该文本后发现，这份文献竟由16位不同执笔者共同完成，每个拼贴片段不仅来源不同，书写笔迹也各异，她们以一种难以想象的方式完成了这份文本的制作。该文本仿佛一扇窗户，短暂地展现了女性修道群体在某个特定时刻是如何制定修道规则的。

此外，十一世纪初的弗勒里修道院规约（THE CUSTOMARY OF FLEURY）记载了该修道院后勤管理者的具体职责：管理者须恪尽职守地管理修士食堂及所有餐具器皿；每日从面包房按人数精确领取修士口粮，细致清洁餐桌，确保不留前日餐食碎屑；其日常职责包括擦拭桌案、铺陈餐布、按修士人数摆放面包、为每位修士分发餐勺、向杯盏中斟酒，并按席位分配餐盘；在夏季蝇虫侵扰时，应为每位修士配备专用防蝇罩，以便修士们在食堂用餐期间自行防护。然而，这些看似鲜活的修道规程，实则出自毫无管理经验者的想象建构。与其说是真实记录，不如说是对理想修道院图景的文学化描绘。

因此，当我们试图与其他文明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考虑到中世纪修道主义起源的多元性、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的深刻变化。

三、结语

中世纪修道主义的复数概念对其在全球中世纪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若在对于其他文明社会的研究成果中找寻修道主义的痕迹，有时会在佛教的相关著作中发现作者在无意中使用了修道主义的概念。例如谢恩・克拉克（Shayne Clarke）在其学术著作《印度佛教僧团中的家庭事务》（Family Matters in Indian Buddhist Monasticisms）中提到，不能简单地将印度佛教的修道主义视为单一的事物，它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形式，但作者仅仅用了较短的篇幅一笔带过，仿佛将其视为理所应当的事物。因为在作者看来，若要比较印度佛教的修道主义与西方的修道主义，不能只关注于单数概念的修道主义，而是需要面对更为广泛的研究对象，因此极具挑战性。

总的来说，西方修道主义的经典范式是存在问题的，传统研究主要是基于制度逻辑、规范性和同质性的假设而进行的，并未考虑中世纪修道主义在历史实践中的“流动性”。因此，任何试图将其术语概念转移到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尝试，都应持有谨慎态度，并且当来自不同文化语境的研究者即将开展跨文化的合作研究时，也应当仔细思考专业术语在各自本土文化语境中真正的概念意涵和叙事方式，从而更好地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

问答

您提到当前对于中世纪的早期修道生活的研究面临"叙事危机"，继而提出了“复数的修道院主义”（monasticisms）来取代“单数的修道主义”（monasticisms），作为替代传统叙事的综合性框架，这种术语转换反映了怎样的方法论革新？

Steven Vanderputten：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历史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学转向、话语转向和文献转向等方法论革新，研究者们也开始借鉴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极大推动了中世纪修道主义研究方法论的转型。传统研究聚焦机构档案和制度性文献，而新方法通过整合圣徒传记、编年史、神学文本及书信等文本，并且揭示了组织松散的修道团体的存在——这些群体因缺乏系统性档案记录，其存在长期被遮蔽。文献类型的扩展使学者得以认识和理解多元化的修道生活图景。

与此同时，考古学与物质文化研究引发另一重大转向。欧盟颁布并施行的考古政策推动了对西欧修道场所遗址的深度发掘。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当修道场所遗址被挖掘出来之时，人们最初并不认为这些独立的房屋（带有教堂、集体卧室、食堂等场所的修道院建筑）是中世纪修道场所的遗存，因为这与人们过往想象中的宗教场所并不相似（与教科书中关于中世纪修道院的描述并不相同），往往忽略此类考古遗存的重要性。然而，随着考古技术的发展与人们认知的深化，人们逐渐意识到该类遗存的重要性。其中，最颠覆性的发现来自法国北部哈马日（Hamage）遗址。这个公元9世纪的早期女性修道院的考古现场完全颠覆了教科书中对于中世纪修道院的传统想象：该遗址中没有教堂等标志性建筑，只有排列奇特的独立小屋，每间小屋地底均埋有刻着修女名字的陶罐。虽然这座修道院与传统的中世纪修道院建筑相异，但在当时的文本记载中依然将其称为修道院。因此，在处理此类难题之时，通过考古学和物质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能够改变旧有的传统认知，进而带来新的研究结论和视野。

您讲述的中世纪早期的“复数的修道主义”对中世纪盛期乃至晚期的修道院生活与形式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

Steven Vanderputten：在先前的讲座中，我之所以列举的是中世纪早期的示例，是因为它们是鲜为人知的，在相关学术著作中也较少提及。不可否认的是，修道主义的多样性一直延续到了中世纪晚期，如贞洁夫妇依然存在，即一男一女准备同居，并前往教会承诺，他们在余生都将过着贞洁的生活，不会发生性行为，只是作为夫妻生活在一起。在德国，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6世纪，并且被教会所允许。即使出于各种原因，很少有人会选择这种方式，但确实是被当时的人们所熟知的。

此外，从12世纪开始，教会开始自上而下地以非常严格的方式来组织修道生活，任何与修道规则相违背的行为都会被怀疑信仰的纯洁性，甚至逐渐被边缘化。学术界常常将此类群体视为非宗教会士或非修道院成员，并认为当时的教会精英阶层也持有类似的看法。然而，实际上，修道主义的多样形式一直持续到了中世纪晚期。例如，在中世纪晚期，部分德国修女院的生活方式与传统修道规则完全不同，其自创了一整套完全的修道生活方式，她们将修道形式徘徊于禁止与允许的边缘，并将其较好地隐蔽于教会当局的严格审查之下。类似的现象在当时并不罕见。对此，学术界围绕该现象是修道主义衰落的迹象还是地方层面创造性的体现展开了讨论。在我看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或许是修道主义衰落的标志，但也表明修道主义的历史实践与修道规则、法律文本中的具体条目存在着现实差异。

圣本笃规章制度在中世纪修道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特别是在9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改革推动下，其权威地位被不断强化。随着10至11世纪新兴修道运动的兴起，在制度化、标准化的修道生活与您所提及的非正统的多样化的修道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种张力？二者呈现出怎样的动态关系？

Steven Vanderputten：公元8、9世纪开始，基督教世界里开始自上而下地推行圣本笃会规。从当时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部分修道院只要引入了这份修道规则，那么他们便会自称本笃会修士。然而，具体实践却与之相反，只要上层认可修道院的修道形式，即使与本笃会规相违背，那么便仍然可以继续推行下去。例如，修士们拥有着私产，也会放贷给商人，但这种行为在《圣经》、圣本笃会规、宗教法律等文本条例中是不被允许的，而这种行为的出现并非由于修士群体走向了没落或不虔诚，而是修道院上层默认这是一种收入来源，只要其保持在一定界限内，那么便是合理的，并且在修道院高层看来，这种行为也能让其所在的修道院更好地维持正常运转。在西多会修道院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早期，大多数修士都是在幼年时进入修道院中生活，但从11世纪后期开始，西多会修道院开始反对并禁止将幼年孩童送入修道院之中。然而，在文献记载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有许多孩童在幼年之时便进入了修道院（例如部分富裕家庭会选择支付高额财富，以换取将孩童送入修道院的机会），只是他们的年龄并未在文献中被提及，但通过文献中的蛛丝马迹可以推断出他们的年纪大约在5-7岁。因此，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关注到修道主义形式的多样化和变化性，而在比较研究中亦是如此。

您认为东正教修道主义与西方修道主义之间存在着什么区别？修道主义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Steven Vanderputten：我曾与一位东正教的修道主义研究学者进行过一次精彩的探讨。在他看来，西方修道主义与东正教修道主义之间并不具备可比性，因为他认为即使在当下，东正教依然存在着一些非常奇特的修道形式，例如人们退休后会选择前往修道院进行共同的修道生活，并由社会予以资金支持，而西方修道主义是非常统一的。但我通过阅读文献却发现，他所提及的修道形式在中世纪时期便已经出现，而且还存在着其他的多样化形式。通过这次讨论，我深刻意识到学界对于西方修道主义的认识仍然存在着思维定式。尽管东正教、伊斯兰教中的苏菲派修道主义乃至佛教修道主义的内部存在着显著多样性，但人们依然会认为西方修道主义是单一的，但这种双重标准也恰为全球比较研究提供了突破口。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部分研究西方修道主义的学者看来，当下的研究趋势是对修道主义研究领域的分裂，但事实并非如此。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以复杂的形式演变发展着的，需要对背景、来源进行充分了解和认识后方能作出一定的判断。在我看来，当下的年轻学者们应当再次返回到文献之中，重新审视修道群体的真实历史经历。我们需要对过去所不理解或忽视的现象进行更加深入地研究，因为多样性正在成为修道主义研究的焦点。我认为这也与当今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方式是相呼应的，当我们对过去历史的了解越多，历史本身就越复杂，我们需要观察它的方式也就更加复杂，这也为年轻的研究人员们提供了更多可以深入开展的学术课题。

发布于：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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